历经七十余年,富兰克林邓普顿从当初一家名不经传的券商,成为跨国资管公司巨头,旗下资产管理规模高达近1.6万亿美元,业务遍布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“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,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,如果人民对我一生的工作满意,那才是对我的最高奖赏。”
“我姓钱,但是不爱钱。”
成年后的钱学森经常会回想起少年时代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,那时的自己,从不曾为钱发过愁。
他的父亲钱均夫,担任过教育部视学和浙江省教育厅代理厅长,属于高收入群体,母亲的娘家章家也是杭州有名的富商。小时候的钱学森,饮食起居有专门的女佣照料,上学有“洋包车”负责接送,日子过得相当体面。
然而,本来顺风顺水的生活,却因为母亲章兰娟的病倒而戛然终止。章兰娟被诊断为子宫大出血,钱均夫耗尽了全部积蓄,也没能挽回她48岁的生命。
此时,钱学森已经考取了全国仅有20个名额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。
图 | 钱学森与家人合影
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,钱家已经是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。母亲早逝,父亲钱均夫又因为严重的胃病只能在家休养,24岁的钱学森带着复杂的心情与父亲告别,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。
初到美国时,钱学森以优异成绩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。因为父亲钱均夫失去了工作和积蓄,钱学森只能借助清华大学每月提供的100美元生活费过日子。为了节省开支,这位曾经衣来伸手的小少爷学会了自己洗衣、打扫卫生、做饭等生存必备技能,显示出强悍的适应能力。
生活的困难没能打倒钱学森,他仅用一年时间便获得了硕士学位,然后跟随著名流体力学专家冯·卡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。
对于钱学森来说,拿下博士学位不成问题,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自己即将付不起学费了。
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,留美公费生的资助年限为两年,可以延期一次,但不能超过三年。为了能够完成博士学业,钱学森不得不两次写信请求清华大学延长公费期限,导师冯·卡门也为此事特意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
好在梅贻琦对钱学森和冯·卡门的来信相当重视,他与航空系主任冯桂莲商讨后认为,以钱学森的能力,将来必定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,于是破格通过了钱学森的请求。
就这样,钱学森获得了清华大学的两次延期许可,这笔4800美元的奖学金使他得以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。
图 | 身穿学士服的钱学森
博士毕业后,钱学森留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,经济状况明显好转,又迎娶了青梅竹马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,日子过得相当舒心。
时间到了1955年,被美国当局软禁了5年之久的钱学森,经过努力抗争终于可以踏上归国之路。在回国的前一天,他前往洛杉矶第一国民银行,取出全部活期存款1007.64美元。
这个存款数额少到令人疑惑。
钱学森1939年刚参加工作时年薪就已经是2000美元;1943年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,年薪达到5000美元;1946年,晋升为副教授的钱学森年薪为7000美元;到了1949年,钱学森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,年薪10000美元,此时他才38岁,便已经跻身美国高收入群体行列。
从1939年到1955年,钱学森的工资收入总和超过10万美元。
除了工资外,他还有很多非工资收入。钱学森在美国时发表过五十余篇学术论文,稿费收入有5000—6000美元。此外,他的学术著作《工程控制论》获得版税2333.65美元。
不止如此,他还兼任过很多职务,如美国国防部陆军航空兵科学咨询团成员、美国战争部军务局专家顾问、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委员等,这些职务都是有酬劳的。
那么钱学森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?
钱学森在美国的主要开支可以分为单身和婚后两个阶段。
单身汉时期的钱学森尽管有丰厚年薪,日常开支仍然保持着最低限度,省下来的钱全部汇给国内的父亲钱均夫。自从钱学森工作后,钱均夫的日常开支全部是由钱学森保证的,即便上海沦陷时钱学森的汇款也未曾中断过。
细心的钱均夫在账簿中详细记录了1938年至1951年钱学森的111次汇款数额。1938年12月,钱均夫收到第一笔汇款法币101元,钱学森当时还在读博,可以推断出这是他从清华大学的奖学金中节省下来的。
1950年钱学森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汇款,但只要听说有人要回国,他就会委托他们将美元带给父亲,比如1951年钱学森的博士生罗时钧回国时,钱学森就委托其给父亲带去300美元现金。
钱均夫那本账簿中记载的不仅是汇款数额,更是儿子对父亲满满的爱,那爱以汇款的形式穿越太平洋,带给老人满满的温暖和安全感。
图 | 少年钱学森与父亲钱均夫
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组建了家庭后,开支明显增加。这些家庭生活支出包括房租、日常饮食、衣服、婴儿用品、玩具,以及大量胎教和早教方面的唱片、书籍等。
除此之外,钱学森还有个比较烧钱的爱好——摄影。
早在国内时,钱学森便受到表哥的影响对摄影产生了兴趣,留美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,钱学森的摄影爱好愈发不可收拾。
他在留学生圈中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摄影爱好者,中国留学生聚会时都由他担任摄影,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结婚时,还请他担任了现场录像总指挥。
除了这些正常开支外,钱学森在美国生活的最后5年里额外增加了很多律师费的开支。
因为想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能够正常回国的权利,钱学森曾多次雇用律师与美国相关部门打官司,这些高昂的律师费几乎将钱学森的家底掏空。
事实上,当钱学森的出境限制被解除后,美国政府允许他继续留在美国,加州理工学院也承诺会付给他丰厚的年薪,这些年薪可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,但钱学森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。
图 | 钱学森一家
回国后的钱学森,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,级别为一级教授,每月工资331.5元。虽说无法跟他在美国的工资相提并论,但和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每月32——140元相比,钱学森也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了。
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在中国实验科学院任教,每月工资190元。
当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后,酷爱摄影的钱学森按照之前的花钱方式,将这些钱全部购买了胶卷。到了月底他发现钱不够花了,钱学森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出改变,才能完全适应新生活。
于是,钱学森在着装和生活方式上都有了明显变化。
在美国时,钱学森的着装深受导师冯·卡门的影响。冯·卡门要求学生无论四季,必须着正装和穿皮鞋。所以,钱学森留美时期的照片总是西装革履,脸上流露出青年学者的自信。
回国后的钱学森,脱下穿了20年的西装,换上了咔叽布的中山装,脚下是一双北京圆口布鞋。除了睿智的目光和独特的学者气质外,他看上去跟国内普通的中年人没什么区别。
对于钱学森和蒋英夫妇来说,衣着和居住环境的巨大改变并没有使他们产生落差感,回归祖国令他们安心,能够在父母身边尽孝令他们开心。
但对于两个孩子钱永刚和钱永真来说,新的生活习惯令他们很不适应。
刚开始,钱学森一家住在中关村“特楼”里,家具都是简陋的带有“中国科学院”红漆金属铭牌的旧家具,到了冬天要想取暖的话还需要自己烧煤。孩子们看着这个简陋的三居室,开始想念美国洛杉矶的花园洋房。但是看到父母脸上每天洋溢的灿烂笑容,他们的种种不适也就逐渐烟消云散。
钱家的伙食也非常一般,粮食多为粗粮,菜也是市面上常见的萝卜青菜。即便如此,管理员也要仔细规划,把开支精确到每分钱,不然到了月底账面上就会入不敷出。
好不容易回到祖国,钱学森和蒋英却成为了时髦的“月光族”,原因何在?
安家后不久,钱家迎来了三位重要成员,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、蒋英的母亲蒋左梅和蒋英的奶妈搬过来与他们同住,钱家迅速由四口之家扩增为七口之家。
人口增多负担自然就加重了不少。幸好党中央为了照顾钱学森的生活,聘请钱均夫担任国务院文史馆馆员,老先生每月有100元钱的工资,可以减轻点钱学森身上的负担。
但蒋英的母亲蒋左梅和蒋英的奶妈都没有收入,而且体弱多病,医药费是一项不小的支出。除此之外,钱学森的工资还要时不时接济下其他亲戚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其实钱学森在中国也有很多非工资收入,靠这些收入他可以过上物质富足的生活,但他把这些收入全部捐献了出去。
1957年,苏联送给钱学森26000卢布的礼金(折合人民帀14700元),他全部捐给国家;1959年、1961年,钱学森分别获得3700元、11568元的稿费,他全部捐献给中国科技大学。迄今,一封已经发黄的《1961年校党委为钱学森向学校捐款所致感谢信》,仍然珍藏在中科大校史馆里。
1962年,钱学森的两本专著出版,得到了数千元稿费,但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钱学森二话不说,转手将这笔钱捐给了国家。
1978年,父亲钱均夫落实了政策,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,钱学森将这笔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。
不止如此,凡是钱学森与他人合作撰写的文章,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合作者。钱学森的口头禅是:“我的工资比你高,你留着补贴家用吧。”1990年以前,钱学森和他人合作著书7部,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,全部赠给合作者。
1994年,钱学森获得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的100万港币奖金;2001年,他又获得了100万港元的霍英东“科学成就终身奖”奖金。这两笔奖金,钱学森连支票都没看过一眼,就吩咐秘书转交给治沙委员会作为治理基金。
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,钱学森经常委托妻子蒋英替自己领奖,有次在蒋英动身前,钱学森幽默地对她说:“你要钱,我要奖好吗?”
“钱和奖”,正好是两人姓氏的谐音,钱老的这句话既表达了对妻子的爱意,也展现出视钱财如浮云的风范。
放弃了物质享受的钱学森,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科研事业上去,他绕过了当代人所推崇的“财务自由”,将“精神自由”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。这样的钱学森,无愧于“民族脊梁”的称号。
文 | 怅雪炒股杠杆是什么意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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